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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是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一件大事。现在27年过去了，它已经成为“历史”。回顾这一过程，它看起来像一堂生动的“改革课”，敢于承担责任和创新。不怕风险的大胆改革和加快国家发展的远见卓识是极其宝贵的。它对我们今天面对各种困难，勇敢地肩负重任，深化改革创新有着积极的激励作用。

不要害怕，大胆去做吧！

龚浩成: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时候，有一个“三人领导小组”，是市委领导在1989年12月2日的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的。这三个人是: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兼行长的李祥瑞、时任上海经济结构调整办公室主任的何浩生，以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我。李祥瑞于1997年1月因病去世。何浩生的记忆因生病而严重恶化。虽然我已经90岁了，但我仍然记得很清楚，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是一件大事。

龚浩成简历:

1927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47年，他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上海商学院的银行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并担任副校长。他于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84年以来，他一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兼代理行长，并于1987年担任行长。1989年，他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三位负责人之一。交易所成立后，由他担任交易所执行董事，主持董事会工作。

市委会议是研究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出席会议的有市委常委和市政府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也应邀出席了会议。除了邀请我们三人，上海其他银行行长和市体改办相关领导也参加了会议。此外，两位理论代表，即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陈彪如和上海财经大学财务部年轻的副主任刘波也应邀出席。会议由时任市委书记朱镕基主持。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否引进外资银行；二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在第一个话题上，我们没有不同意见，并同意是时候引进外资银行了。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有更多的担心，认为这个问题更难。主要问题是:中国能建立股份制吗？如果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企业，会不会私有化？资本市场的发展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吗？股票交易会鼓励投机，扩大贫富差距，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吗？如果人们拿出存款购买股票，会不会影响国有银行作为吸收资金主要渠道的作用？等等。

会上，市委领导和我们三人分别进行了问答环节。他们首先问李祥瑞:“老李，你认为这个交易所可以建吗？”李祥瑞回答说，“我认为这还是有点冒险。”“什么风险？”老李说:“这主要是政治风险。”他们又问我:“老龚，你觉得怎么样？”我对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建立交易所有点急，而且有点早:“现在有条件上市的公司太少了。最好有100至200家具备上市条件的公司，其中50至100家可以上市，然后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他们又转头问何浩生。老舍的回答是:“不用担心，先把它建成，然后在建设过程中再把它扩大。”

市委主要领导在听取了刘鸿儒等与会同志的意见后表示，上海加快金融改革、恢复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当务之急是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改革中最紧迫的两个问题。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应该大胆地进行。尽管存在阻力和一点政治风险，如果没有一些深化改革的措施，上海将无法继续发展。企业资金短缺，负担沉重。今年很难完成合同基础，明年甚至会更难。如果不采取措施，上海如何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因此，对财务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努力加快改革步伐，树立上海的新形象。

最后，市委领导决定成立一个由李祥瑞、何浩生、龚浩成组成的“三人小组”，以李祥瑞为组长筹备沪市。老李1928年出生于扬州，1949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他是我的前任。后来，他受命重建交通银行，并成为该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改革开放以来，何浩生一直在研究和关注体制改革。他是一位具有强烈改革意识、思想和责任感的改革专家。

当时，证券业受中国人民银行控制，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必然会遇到许多改革问题。将两者结合起来将有助于克服困难和建立交流。同时，市委领导明确了两件事:一是“三人小组”的工作直接向市长报告，向市长负责；第二，一年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1990年12月开业。市委领导还强调，在筹备建立交流中心的过程中，有必要在国外大力宣传。在家里，有必要保持低调，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和影响工作。他们鼓励李祥瑞和我说，“不要害怕。我们将对事故负责。你仍然在第二行。”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他们才“披露”给我们。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题，他们向中央政府请示，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他们鼓励我们不要害怕困难和大胆的行动。

这次会议的背景是，那年春夏之后，外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持怀疑和抵制态度，西方七国集团也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导致大量外资撤出。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本次会议的召开表明，我们将继续向世界敞开大门，深化改革开放。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准备即将发布的浦东开发开放公告。浦东的开发开放将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起到先导作用。它是为了建设中国的金融核心区。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自然被纳入浦东的开发开放计划。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关系到国家提出和实施的重大战略举措，具有重大的改革精神、政治意义和远见卓识。

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资本市场。

会后，交流的准备工作开始了。“三人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管理处。具体工作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统一思想协调工作；二是制定法律法规；三是交易场所的建设和运行机制的设计。第四，为交易所的运作培养人才。随后的筹备工作中，时任上海市体改办副主任的楼继伟也参加了。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没有停止，但这种争论属于争论，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桎梏，探索市场资源配置的步伐并没有停止。198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改革经济体制的决定。此后，国务院成立了以刘鸿儒为首的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在金融体制改革的初步计划中，国务院首次提出建立证券交易所，允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直接筹集资金。

从那以后，在一些地方，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已经转变为股份制企业，内部集资和股票发行、证券场外交易、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的设立都相继采取了一些步骤。到1988年，全国已有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债流通市场。到1989年，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债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共发行证券2100多亿元，转让总额318亿元，中介网点1600多个。这些资本市场的萌芽正在顽强地萌芽。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国人民银行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情况。1986年，刘鸿儒组织全国13家央行行长前往野村证券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研究。我是受训者之一，非常开阔眼界。回家后，我向野村证券(Nomura Securities)索要了两箱相关书籍、法规和其他文本，并写了六篇论文。所有这些都为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铺平了道路。我们还获得了一套台湾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这对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帮助和启发的。

此外，1986年11月14日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邓小平会见了前来北京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法林。收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和股票样本后，归还了上海声音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只股票，这只股票可以在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柜台交易，并对范说:“美国有足够的投资知识。”邓小平的话，尤其是捐赠的股票，大大出乎范尔林的意料。敏感的国际社会甚至发出了“中国与股市握手”的感叹，评论邓小平的行动表明，股市并非资本主义独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这一有效工具发展自己的经济。

回顾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幕，对我们筹备沪市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鼓舞。

“证券”或“股票”

与此同时，一批留学美国的青年学者也就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其中代表人物有王伯明和高西庆。王博明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系学习，获得了国际金融硕士学位。他后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经济研究部担任经济学家。高西庆在杜克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在一家著名的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对理论知识的研究和对华尔街的了解使他们对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充满热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需要股票市场和股票交易所。1988年4月回国后，他们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引起了广泛关注。9月8日，“金融体制改革与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在北京万寿宾馆举行，王伯明、高西庆应邀出席。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计委、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的领导出席了研讨会。会议的结果是，会后撰写的《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和管理设想》概述了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总体框架。11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财政部、体改委、原国家经委等有关领导听取了研讨会的报告。后来，在这些归国学者的领导下，成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与设计联合办公室”，后来称之为“联合办公室”。虽然他们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想法由于各种原因被搁置，但他们的智慧对我们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很有帮助。为此，我专门去了北京，受益匪浅。

上海的专家学者也就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举行了几次研讨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启动后，还组织了一次国际研讨会，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交易所的规划和管理相对顺利，有13份文件的初稿，但水平不太好。香港政界和金融界的一些朋友，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中国业务董事长方纪文女士、爱立信驻中国总裁、上海市长顾问会议筹备小组成员、英国朋友麦克莱伦先生等，对此都非常关注。让我们把文件寄给他们。当他们把这些评论翻译成英语后，他们会请一些发达国家证券交易所的资深人士给我们提意见，然后把这些意见翻译成中文以征求反馈，这对我们很有帮助。

值得一提的一个细节是，“证券”一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英文翻译花了很大力气，将其翻译成“股票”是合理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都使用这个词，但在我们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个词还是比较敏感的。此外，交易所成立初期只交易了8只股票，有20多种交易方式，如国债和公司债券。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建议用“证券”这个词来去掉它的一些尖锐性。因此，这种带有时代痕迹的非标准表达方式直到1997年12月19日交易所迁至浦东新址时才改变。

魏已经自告奋勇

虽然部分工作进展顺利，但证券交易所的选址、建设和运营的实际操作系统和程序设计相对缓慢。就在这个时候，1990年6月，上海市领导率领上海市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推动浦东的开发开放。最后一站到达了香港。在与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邓莲如会面时，她表示将于十二月率领庞大的经贸代表团访问内地。市领导非常高兴，并表示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12月成立。届时，邓联如和代表团成员将应邀出席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幕式。邓莲如欣然同意。

然后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市领导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这个重大消息一出来，立刻引起了轰动。外国机构纷纷表示，这“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不会改变”。然而，我们非常紧张，因为时间表还没有公布。缺乏宣传意味着，如果筹备工作做得不好，建立时间仍有拖延的余地。既然已经公开了，就没有出路，时机已经到来。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负责交易所建设的筹备小组组长的工作发生了变化。只剩下半年了，谁还会继续？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管理部的魏找到了我，主动提出接替我的工作。黄金管理部的职责之一是管理证券市场，魏负责证券。经过研究，“三人小组”同意了。

我非常了解魏。他是我的学生。恢复高考后，他进入了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的财务部。我是系里总支部的秘书，他是学生会干部。这是一个充满激情、有想法、有点天赋、不怕困难、有自信的年轻人，是一个想做事情、能完成事情的人。我们相信他能挑起这个重担。

离开这个职业只剩下五个月了。

魏:1990年我还不到35岁。他于1983年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他在国家审计署工作了67年。成家后，他们分居并搬回上海。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代行长的龚浩成(音译)让我在分行黄金管理处工作。一切从零开始，并希望取得一些成就。此时，浦东的开发开放已经宣布，交易所的筹备团队需要更多的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地利用它的机会，并“主动请缨”但老实说，当时我是个“股票盲”。我不太清楚做好这件事有多难，证券交易所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有序地建立和运营交易场所。我记得是筹备组组长在7月3日接管了交易所。直到我接手的时候，我才知道很多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比如什么样的公司可以上市，如何进行股票交易，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交易模式，交易结算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程序等等。，一系列针对实际操作的规范性规定，以及交易者的培训、成员和席位的定义等。还没有解决。虽然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股份制的，我也读过马克思关于发行股票筹集铁路建设资金的著作，但基本上是概念性的，很难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面对这一切，仅仅五个月，我就感到非常紧张。然而，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的事情之一是明确的，即尽快找到一个宽敞、合适的场地进行设计、装修和布局，并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大厅。否则，如果再被推迟，交易所很可能无法开展业务。

魏简历:

他于1955年12月出生在山西孝义的一个军人家庭。1970年至1975年，他在新疆伊犁当兵。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上海后，他在普陀区工作。恢复高考后，他被上海财经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系录取。他于1983年毕业，被派往北京参加国家审计署的组建。他后来被任命为审计署教育培训处处长。1989年，他被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管理部担任副主任。1990年7月，他参与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并被任命为首任总经理。1995年，他辞去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的职务，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找到交易大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立刻把我的六个手下分成两条路，我负责一路找房子。另一方面，吴亚伦负责围绕公司上市和股票交易业务制定各种文件和规章制度。晚上，所有人将会面交流信息，讨论工作和修改各种文件。同时，我借用了万国、海通、申银三家证券公司的力量，请他们帮忙研究一些问题，起草一些文件。我还向他们借了一些人在预备组工作。这样，复杂的工作将被推来推去，人员将被部署，以便有条不紊地推进。

那时，天气非常热。没有汽车时，人们挤公共汽车出去，到处寻找房子。我参观了汉口路旧上海交易所旧址，发现它已经被拆了出租。寻找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的旧仓库，面积足够大，但改造工作太大，时间太晚。我还去了火车站的售票大厅和邮局的分拣车间。我很失望。一个月很快过去了，房子还没有找到。那是焦虑！

选择的失败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在我的头脑中没有关于交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概念。这是一种通过交流访问国家的方式，但在那个时候出国仍然是一件敏感而复杂的事情，而且不容易做到。所以我“抄近路”，向一些在老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过的老人询问信息。听了他们的描述后，我读了一张印在书封面上的香港交易所交易大厅的照片，并在脑海中留下了一些印象。这时，有人建议去北外滩浦江宾馆的孔雀厅。当我跑去看它的时候，我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我不禁兴奋地脱口而出:“就是它！”大厅不仅宽敞，而且宏伟。这是一家有着100多年历史和欧洲建筑风格的涉外酒店。它位于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处，地理位置非常好。

当时，外国酒店的生意萧条，孔雀厅作为宴会厅，经常闲置。我立即决定租孔雀厅。随即，上海最好的华东设计院被邀请设计，并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借款500万元用于装修及其他费用。从交易大厅的基调、交易柜台的位置、显示屏的安装到各种管道的铺设，我调动了每个人的智慧，同时我自己做了一切。当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学习素描并且有一些美学概念。为了与大厅的颜色相匹配，我确保大厅里的交易者穿着红色马甲。没想到，被派去买布的人看到黄布质量很好，就把它买了回来。我说，既然我买了，就不要浪费了，让楼层经理穿黄色的马甲。然后买红布给商人做红色马甲。这就是作为交易大厅景观的“红色马甲”和“黄色马甲”的由来。在交易场所安装50部电话很困难。那时，电话不像现在这样受欢迎。这是一种“稀缺资源”，电信部门回答说它“无能为力”。后来，听到这个消息后，市领导不得不几次协调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一名经理，这个概念必须先进

在交易大厅改造期间，我每天都会过来，有时间坐下来一个一个地研究、修改、审核各种文件，确保交易活动在开业后能够规范有序地进行。每次发布文件，都会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学习和培训。各种各样的条款和条件不仅会落在纸上，还会被每个相关人员付诸实施。股票的交易方式引起了争议。我关于使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无纸交易的提议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他们说，美国是如此发达，它仍然使用“手势”在电视上观看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现场非常热闹，气氛和能见度都很好。一些见过资本主义国家证券交易所的人也主张保留一部分现场报价和人工推销的交易系统。

此外，我们现在只有8只股票，还有20多种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金融债券。哪一个可以使用计算机技术？银行依赖人工计算进行月末结算吗？电脑能做到吗？它安全可靠吗？我坚持自己的观点，说我应该向前看。交易所成立后，股票肯定会增加，交易量也会增加。没有计算机技术，我肯定会落后，无法跟上形势，满足投资者的需求。我在审计局负责教育和培训，接触了计算机技术。虽然当时这些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我已经感受到了电子技术带来的便利和效率，也感受到了它的发展潜力。当最后两种意见相左时，他们确保电脑和“手势”都准备好了。有些人在手势方面训练交易者，我负责组织人员开发计算机软件。我邀请了上海财经大学从事计算机教育的年轻教师谢伟来解决关键问题。他还邀请了在复旦大学从事计算机教学的妻子来给他提建议。当时，深圳黎明实业有限公司在计算机技术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并邀请他们加入。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没有先例可循。我请他们帮助银行黄金管理部门设计计算国债交易数据的软件。经过几次探索和进步，股票交易软件被重新设计。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之后，他终于成功了。

试运行表明，无纸化交易快速、高效、安全、有效。所以手势训练停止了，转而进行电脑交易训练。花在软件开发上的100万元被挤出了装修。我还召集了万国、海通、申银三大证券公司的负责人，动员他们购买电脑设备。由于价格相对较高，有些人犹豫了。在我分析了发展趋势之后，他们的担忧被消除了，上下的步骤也协调了。

当市领导来港时，他们特别到香港联合交易所参观，并要求联合交易所指导即将成立的上海联合交易所的管理工作，这有助于我们在香港联合交易所进行研究和调查。我们终于第一次看到了交易所的样子。两天后，我们觉得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的大不相同。我们很紧张。我们的做法有问题吗？不过，经过深思熟虑，我知道他们的做法中有很多传统的东西，我们是全新的，特别是将电子科技应用于股票交易，比联交所的交易系统更先进。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罗世林带领了这支队伍。我把我的感受告诉了罗主席。罗主席说:“你为你的话感到骄傲吗？我们还没开张呢！”我说，“这不是骄傲，而是更多的自信，因为我们符合时代，设计逻辑没有错！”

后来，一些发达国家的证券交易所高管审视了我们的交易体系，一致认为达到世界级水平是一项具有领先意义的开创性事业。他们评论说，没有电子交易的技术基础，中国的证券市场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因此，我赢得了许多赞誉，如“金融电子交易的创始人”。事实上，我不懂计算机技术，但我心里一直在问自己:“你的‘责任’是什么？如果你是投资者，你想要什么？”我知道交易所是为投资者服务的平台，所以我必须考虑投资者的想法。投资者希望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交易公平、公正、便捷、快捷、安全。然而，单靠人力做这些事情是困难的。我们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作为管理者，必须要有超前的观念，适应时代的发展，才能把事情做好。

在推进计算机技术的同时，我也在考虑创办一家证券信息报，也是基于这个想法。因为投资者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政策信息、公司信息等等。然而，尚不清楚这份报纸是什么样的，以及证券信息应该如何撰写。它只是觉得应该有这样一种传播信息的媒介。交易所成立六个月后，我们以“内部发行”的形式推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特别发行，受到投资者的欢迎和好评。后来，这份内部刊物成为了《上海证券报》的前身，这是中国第一份由新华社主办的证券报。这应该是一个事后的想法，但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决策是在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

“你敢大胆管理吗？”

随着交易所筹备工作的推进，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9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请示》指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设立条件和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建议国务院批准，以进一步树立中国改革开放的良好形象，加快浦东开发开放，促进中国现已发展的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为国家和企业筹集建设资金服务。”不到20天，申请就被批准了。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1月26日举行了成立大会。消失了40多年的证券交易机构已经重返上海。来自上海、浙江、安徽、江西、山东、辽宁、海南等地的25家证券机构成为该交易所的会员。会议将首先选举董事，然后召开董事大会选举执行董事，然后选举主席和副主席。根据市政府的提议，李祥瑞当选为董事长，申银证券公司总经理阚志东当选为副董事长(兼)。我被董事会任命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每个人都说34岁的肖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证券交易所总经理。

由于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邓联如及其一行最终决定于12月中旬访问上海，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于12月19日上午举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典礼。12月3日，市领导参观了交易大厅的改造现场。当我下了车，我看到交易大厅外的垃圾场一片混乱，领导们不禁面色铁青。我走进大厅，在我放松之前，这里的布置已经准备好了。他们问我，“你敢大胆管理吗？”我说，“敢！”他们笑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从早忙到晚，完善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开业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搬桌子时不小心用腿撞了左脚，我的脚很快肿了起来，变得很痛。过了一会儿也发起了高烧，仔细一看，原来伤口被皮鞋摩擦已经发炎了，因为忙没有注意到。那时，我的头脑发昏，感到寒冷和颤抖。和我一起搬桌子的殷立即把我抬到浦江宾馆的房间。我告诉小银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困惑了两三个小时，直到天亮。

19日上午，开幕式就要开始了，小银悄悄地把我带到了现场。小银有大脚和大鞋子。我让他感到委屈，用我的左脚换鞋子，让我肿胀的左脚感觉好点。我就是这样用一只大鞋子和一只小鞋子靠墙迎接贵宾的。9点，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带领上海高层领导。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部委的领导人，以及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证券交易所、中国金银交易所、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吉隆坡证券交易所和东京证券交易所的领导人参加了会议。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和金融家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体育场。龚浩成主持了开幕式。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接下来，李祥瑞主席授权我启动市场。锣声在二楼响起，小银又一次守护着我。为了不让别人看到“奇怪”，我硬着头皮和身体。我举起了我的木槌，敲了敲锣——世界上有敲钟人和敲钟人在为证券交易所的开幕而工作。我认为中国证券交易所的开放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敲锣就行了。我花了600多元从城隍庙跳蚤市场找到了那只锣。我没想到的是，当锣声响起时，我的眼睛突然发黑，晕倒在地上。我什么都不知道。幸运的是，在一楼的交易大厅里，每个人都喜气洋洋地看着电子交易屏幕上滚动的数字。没有人注意到事故。小尹他们迅速把我从一边的通道里扶出来，送到最近的长征医院。这个住处已经住了一个月了。医生说我的脚面感染很严重，感染时间长，不好治疗可能会有问题。但我在考虑交易所的运作，在我的心脏放松之前，我溜回去看看一切都正常。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中国证券业在这方面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为此遭受的小小苦难是什么？未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发展大大超出了我们最初的预期。作为先驱，我深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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